她来自时间尽头。

找到她
这是旧**2066年6月的最后一周。全世界的新闻都在播放同一张照片——一个女人的侧脸，**是纽约时间广场、东京涩谷十字路口、伦敦大本钟、上海外滩、巴黎铁塔。五张照片里，她的姿势、表情、穿着分毫不差，连瞳孔反射的光都完全一致。拍摄时间相同：2066年6月1日，中午12点00分00秒。
物理上不可能的事。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五个城市。但全球五亿人用自己的视网膜验证了它。
这是她第三次进入人类史册。
第一次，是1945年广岛。***爆炸后三小时拍摄的照片里，一个穿白色连衣裙的年轻女人站在废墟正中央，全身上下没有一点伤。第二次，是2001年纽约。双子塔倒塌的浓烟中，同一个女人站在街对面，穿着一模一样的白裙，直视镜头。第三次，就是现在。
“找到她”行动，在照片流出四小时后，连夜启动。
我是“找到她”行动的第17号调查员。编号S-017，真名不重要，因为最终写进报告里的只是编号。国际时间异常调查局——简称ITA——从建立至今，真正算得上“异常”的案件只有三起。她是唯一一个同时出现在三起案件里的人。所以高层把她的代号定为“零”。
我的任务很简单，也很不可能：找到零，弄清楚她是谁。她是时间旅行者、人造人、跨维度投影，还是某个还没有被人类发明的物理定律——不重要。找到她，是第一优先级。
第一天，我做了基本功课。将全球五亿人拍摄的照片输入面部识别系统，结果为零。不是找不到她，是太多。从1945年到2066年，已知的成像记录一共两千三百七十四万条。平均每年十九万条，遍布世界各地。古早的胶片照片、手机**、监控录像、谷歌街景、深空望远镜**中的模糊人影——她的存在密度远远超出任何统计学假说。
“我猜，在人类发明摄影术之前，她就存在了。在伦勃朗的油画里，在马丘比丘的岩画上，在敦煌壁画的供养人行列中，她应该一直都在。”
这不是我猜的——是04号档案里未公开的调查记录。撰写者是我的前辈，S-011号调查员，于2041年失踪，至今没有找到。
我接手这个案子时，只知道他走之前最后留下的那句话：“她快死了。”
她的葬礼
我在伊斯坦布尔找到了她。
确切地说，是在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地下三层的一间储藏室里。那间储藏室存放着赫梯文明的出土文献——泥板、楔形文字碎片、以及一些至今无法破译的刻字骨片。馆方说至少五十年没人进去过了。但当我的调查权限强行打开那扇门时，我闻到了新鲜空气的味道。有人来过。最近来过。
墙角堆着一叠纸。最上面那张，墨迹刚干。
我拿起纸。上面是我自己的字迹——绝对是我的字，我认得自己写“零”字时最后一笔总会向上斜的习惯。但我从来没有写过这些话：
“2066年6月1日。档案编号000。存档名称：最后一次存档。如果你看到这张纸——那大概就是我自己找到了自己。不要相信时间。她从来不是你的敌人。我写这封信的时候，她还活着。”
我攥着那张纸站了很久，久到照明灯自动熄灭。在黑暗里，我意识到一件事：我不是第一次接手这个案子。
S-017号调查员在官方档案里的就职日期是2065年3月。但那张纸上写的是我的字。
要么，我失忆了。要么，有另一个“我”。他已经来过了，留下了纸条，然后再也没走出去。
她坐在马尔马拉海边的一条长椅上。穿的还是照片里那条白裙子，头发被海风吹得有些散，脚边放着超市的塑料袋，里面是牛奶、面包和一盒草莓。牛奶的保质期到后天，草莓已经有点蔫了。
我从没见过活的她。档案里只有模糊的照片和监控截图。但当真的看见她时，我知道那就是她。我没有走上去，只是站在她身后，想着要怎么说第一句话。忽然，她先开了口。
“你